邢少文：“稳增长”背后的结构隐忧

登特在《下一个大泡泡》一书中写道，目前，我们有一个同沃伦·巴菲特和大多数专家非常不同的预测，这种情形就好像８０年代后期一样。

300多个国际组织援助中国的农村小额信贷项目90%以上的项目成功率和95%的还款率，不但证明了农民特别是穷人愿意借贷、会使用借贷，而且金融信誉度很高。自助团体提高了农村储蓄，降低交易成本达40%，还款率高达97%。

对此，我们可以看看印度。这种模式的信贷到村到户，贷放金额小，平均每笔6 5美元，还贷率高。1955年，印度许多邦引人了邦合作的概念，将合作社置于政府干预之下。印度各金融机构还对农户提供信息咨询和技术培训。在当时印度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下，更多的管理权力被赋予邦政府。

2004——2006年，除四家大型商业银行以外的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数年均下降3．7%，其中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数年均下降9．29%。同时，为确保农村地区的信贷投放，印度储备银行确定了优先发展行业贷款制度，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将全部贷款的40%投向包括农业、中小企业、出口等国家优先发展行业，其中贷款的18%必须投向农业及农业相关产业比如提到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，这就比以前纯粹是装点门面，搞形式主义的新农村建设有实际意义的多，也提到了增加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，为社会减税，为企业减税等等，这是它的亮点，尽管最终落到实处的有多少谁也不知道。

而人民收入水平恰恰决定未来中国经济规模与发展水平，需求决定了供给规模，在美国的伪需求破产后，还有哪方神圣有力量支撑起中国浩大的产能？现在，在全世界中，最有希望实现收入增长的就是中国人，但是，如果中国政府不迎合这种愿望，而是继续坚持吃人口红利的战略，那么，需求的缺口就无法弥补，中国经济前景就是一片暗淡，没有希望可言。虽然都知道大力支持提高国民收入好处极大，也极有必要，然而我们的政府似乎对此还是信心不足，还是比较相信自己，想通过财政投资，替代民众收入提高来拉动消费。这个计划的实质就是通过财政投资来拉动内需，这显然不是应对危机的治本之策。同理，即便是在民生福利支出上有所增加，力度也是不够，无法满足人民的意愿，将那些本来就不应再承受的重担从根拔出。

比如农民，放开粮价，让其提升一倍，农民收入即增一倍，收入番一番根本用不着还要等十来年，到了2020，年收入比现在番两番完全有可能，对工人而言，如果大幅企业税费，再容忍一下物价上涨，那么工资即可明显增长，如果停止有意识的压制，国民收入达到五六千美元，往多的说就是两三年，超过一万美元，根本就用不了十年。看了这个据称是投资总额达四万亿，旨在拉动内需的刺激方案后，实在难以叫好。

这与贸然投资万亿修铁路那个办法更好一看即知。不能达到，完全因为主观上一些认识的误区形成的错误思想导致，只要有勇气通过改革，将它理顺过来，再在金融上宽松宽松，大体就行了。每一个国家国情不一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，如果不分析自己的具体情况，而一味套搬它国在某一时期的成功经验，极有可能照猫画虎不成反类犬。所以应对危机的方案如果避开这些不谈，那么能否达到预期效果，就是让人怀疑的了。

生产过剩就是因为需求不足。方向于是发生了错误，应对方案最终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。所以对付危机，根本之计就是要大幅度而不是小幅度的提高国民收入，大幅度而不是小幅度的削减压在人民身上的负担。今日中国供大于需非常明显，为何社会的购买力与中国的生产能力不相称，就是劳动者获得的报酬太低了，而导致收入过低，原因不仅仅在资方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一些错误思想的指引下，形成的有意压制国民收入提高的政策有莫大关系。

可是国外在中国廉价产品的冲击下，很多企业都倒了，那些失业者那里有钱来消费，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只好靠借贷来支持，维护民众的生活水平了。为什么呢？最主要的是人们已经有了这个能力，或者说生产力水平已经许可了。

不过，它还是有它合理的成份，这自然是指那些直接益于民生、而又在自己义务之内的那些良心项目。今日的经济危机就是生产过剩，原因其实不难找到。

这个，其实也不难，放开粮价，农民收入就可倍增，如果大幅减轻企业税负，并将其与工人工资联系起来，工人收入大幅度增长也不是问题，提高财政中民生支出的份额就能减轻人民的负担。政府费用不压缩，那么，即便是有意愿增加民众的收入，那也只能增加一点点，达不到大幅增加人民收入，使人民的消费能力足以提高到能够弥补国外需求降低的水平。美国的伪需求破产，引发国际市场的需求大减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基地的我国要受到的打击之重可想而知。唯有日本在九十年代重新祭起了凯恩斯的大旗，然而，最终未能取得成效，反而给财政带来巨大的包袱，再次说明，都说明，公共投资不是可以无限增加的，如果效益不障，那么取出是徒然加重财政的负担，而无法有效拉动经济发展。但就因为因为这些并不是主题，政府不是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做为对抗经济危机的基本措施，所以指望这份计划能够给人民带来多大收益，是不切实际的。中国国民收入成倍增加，实际上要比当年日本容易的多。

大生产就要高消费来支持，高收入相应的就产生高物价，生活成本的提高就需要福利民生跟上来，以保证收入不足者的生存。凡受过马列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，当年祖师怎么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来，一句话，就是资方对工人压迫过渡，致使他们收入提不上来，使得需求小于供给，供过于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，资本主义体制不能摆脱这个矛盾，所以危机不断。

虽然我对但某些项目还是予以赞成的。为什么并不对其完全否定呢，因为它确实有合理的成份在内，要做它应该做的事，尽管力度明显不会太大，不能达到社会期望的程度。

拟定的项目中，最主要的是高速铁路，其实就这一项目而言，是否有必要都值得探讨。政府消耗太多，老百姓哪里能富有啊？所以中央要是真心的摆脱这次危机，就应该拿出壮士断碗的勇气，大幅的降低行政开支，让老百姓的收入能够提上来，自己不要再搞高消费，让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人们成为消费主体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日本经济也曾陷入困境，但后来不但转危为安，还实现了腾飞，甚而将小小的日本送到了世界经济亚军的位置，至今仍稳稳的坐在老二的位置上，各种危机风波都没将其拉下，勇人的那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功莫大焉,今天的中国,这样的计划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。尽管前景无法看好，不过，由于这个计划是将对抗经济危机的重担放到政府自己的身上，各级政府就有了把握落实GDP增长的任务，巨额的土建工程在手，官员们肯定就能从中大受其益，可见，于公于私，这样的一个方案都符合官员们的利益，因此，各级政府的官员们对它，是应该予以热情的响应与大力的支持的。从这个方案我们不难看出，高参与智慧们还是没有把清今天中国经济的脉搏，没有搞清问题的实质，因此并不知道出口在哪里。表面上看，上马这些工程有充足的理由，并无不当，不过你要是深入分析，就不一样了。

如果国民的收入可以提高，那么民间的投资就不召而来，民间投资者比政府更知道要生产什么，所以无需政府做出财政投资，投资也会衰退的，问题就是老百姓的收入提高的潜力有多大。也就是说，一一方面要大幅度的降低自己的行政费用，另一方面就要更大步的退出建设领域，以节省财政开支，用于民生，因为收入一上涨，物价不可能不跟着动，那些低收入者的日子就没法过了。

凯恩斯提出以财政投资来拉动消费，弥补社会消费的不足，是因为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，民众的收入很难提高，因此民间投资就没有意愿，政府捉刀代笔，不计效益的上马一些工程来拉动消费，使经济盘活就有必要了。中国的工资水平过低，是造成这次经济危机的最深层次的原因，所以，应对危机的最根本之就是要是要大幅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，一就是通过民生福利支出的扩大，使老方面百姓的负担减轻，医疗教育等压在人们身上的大山完全削平，另一方面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。

所以在七十年代后，西方就很少再通过财政投资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了。如今，凯恩斯的办法如果放到印度等国，那还会发出神奇的效应，但我国现在交通已经四通八达，如果在还可应付的情形还要进行大规模的投资，那么，所能取得的边际效益，与投资规模相比必定是不相称的。

房地产大滑坡的危险也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消解，房价不必跌回到九十年代，只要回到五年前的水平，就能遇到高收入者来支持了，假如我国人均收入再提高一倍，将最低工资定位在三千元的位置上，那么每月六七千元的收入水平就将大众化，对应每平米三四千元的房价，双职工家庭就能有望在四、五年内还清房贷，对于那些超级豪华的售价在一两万元乃至更高的楼房，也会因为更多富人的崛起而得到一定的支撑，房产商们因此不必跳楼了，让一让利也就渡过难关了，都是同胞，为何一定把他们逼得不再建楼，而是转身跳楼呢？那些摇摇欲坠的出口企业，也不必仗着出口退税的提高来延续生命了，产品老外不要，销往内地呗，中国有的是人需要这些产品，就怕适销不对路，不怕卖不掉。再如楼房建设，当然关系国计民生，但政府是否就要为此花去大量财政也是需要考虑的。如前所述，中国老百姓收入水平实际受到人为的压制，所以放开就可以了，投资由民间来，政府做政务，投身经济干什么？美欧在施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后，之所以能见效，与这些工程的效益其实有莫大关系的，因为这些工程本来就是工业发展的基础，在这方面加大投资，实际上大大的改善了基础设施，不过呢，任何投资都将个边际效益，公共投资如果投资过渡，就使得收到的效益小于投资，结果得不偿失，因此，指望财政投资给经济带来永远的繁荣是不可能的政府费用不压缩，那么，即便是有意愿增加民众的收入，那也只能增加一点点，达不到大幅增加人民收入，使人民的消费能力足以提高到能够弥补国外需求降低的水平。

方向于是发生了错误，应对方案最终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。所以基建不是说不搞，而是要适度，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步调要一致，不能搞冒进。

要想解决住房，一方面，如前所述，大幅提高国民收入，减轻甚至削去那社会负担，另一方面，就是通过用地审批等方面的改革将房价降下来，只要引导得好，市场本身就可以解决了，政府花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机场等也是一样，如果有效益，社会投资就可以了，政府无须操这份心的将巨额财政投资到基建上，对保持GDP的增长效果明显，但是，必然的挤占政府在民生的支出，也必然的影响到对企业的减税力度，政府要花大钱，钱从哪里来，只能减少对民生福利的开支，只能变着法的从企业身上挤出更多的奶，此外，虽然有益于基础设施的改善，却是从总体上影响了产业升级结构转换，国务院出台的这份计划给企业发出的是什么信号？是钢铁水泥建材需求量要大大提升了，于是资金人力物力就开始向这里集中了，这对提升我国产业水平实际上起了反作用。所以在其失灵之后，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发达的国家纷纷另寻它路。

而要做到这些，就需要将分配体制变一变了。再如楼房建设，当然关系国计民生，但政府是否就要为此花去大量财政也是需要考虑的。